廖貴琛老師訪問錄
通訊記者

這個訪問是在一個窗外雨濃濃,紅葉舞秋風的晚上,於筆者的車廂內進行的。

我們大概會認為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,在人生的歷程上,應該是步入秋天了;孰料事情並非如此,廖老師給筆者的印像,卻如一位活躍的少女;當天早上接她作訪問時,她居然不在家,一個人跑去了Downtown 。

記者:何太,開門見山,請問您今年幾歲?
何太:我出生於1916年,今年足87歲了。

記者:知道您今年初發生了小意外,跌斷了腿,幾個月行動不便,現在您走起來比我還快,是什麼祕訣令您復原得這麼迅速呢?
何太:我覺得人生是很奧妙的,不論什麼困難痛苦,我們信上帝的,要有信心,要祈禱,依賴天父,使自己幫自己,也接受醫生的治療,聽醫生的話,多休息,實際地去做,便會達到預期的效果。 Δ 您是如何加入聖馬可這個大家庭的。

1949年 7月,胡素貞博士(她是我1931年讀聖保羅女子中學時的校長)邀我協助創辦聖保羅下午校(即聖馬可中學的前身)。胡博士是一位能幹,知人善用的人,我告訴她我不知能否勝任,她說只要你願意就一定可以,我便一口氣答應了。

我在聖保羅下午校由1949年服務至1962年;其間1956年遷到筲箕灣新校,易名聖馬可中學。我在這裡經歷了三位校長的任期,第一任是鍾華亮校長,第二任是刁作謙校長,他的英文非常好,曾任中國政府外交部祕書,第三任就是潘紹華校長了。

記者:您之前做過什麼工作?
何太:我曾到廣州讀書,畢業後做過四份工,1933年在廣州萬福路禮拜堂工作,1938年日戰期間在國際難民救濟處當雜工,後到東沙路聖三一學校難民救濟處服務;1939年回港,在聖保羅禮拜堂做義務幹事至1947年二兒子出世。總之大部份時間我都為教會做義務工作。

記者:在校工作多年,相信您對潘校長應有一份特別的感情,而您也許受了他的影響。我在讀書時,也很欣賞他的校政和作風。(您對潘校長有什麼認識呢?)
何太:潘校長的母親是我們禮拜堂的,他的兄姊也是聖保羅團契的。潘師母是我聖保羅堂的同事,她是傳道,我是幹事,在工作上時有往來,合作無間。潘校長為人真誠,有理想,有計劃,做事有膽量。他更有一顆仁愛寬博的心,非常熱衷幫助貧苦的學生和有需要的人。如邵正,黃志明等。對黃志明的幫助(安排同學背上背落)並非許多校長願意和能夠做到。現在黃志明已是成功人仕了。潘校長那樂於助人的精神,是我十分欣賞和敬佩的。

記者:今天的聖馬可,在教育界已有一定的成就,亦已晉身名校之列,源遠流長,您認為潘校長當年的政策是否應記一功?
何太:潘校長躬行實踐,敢於創新的理念,方法和計策,居功至偉。如星社的制度,使高低年級不同班別的同學,有機會在社際活動上彼此交流合作,從而學習關心別人,與人相處之道。使他們在成長後在對人處事,身心品格有良好的發展。如由Mr. Whitney 帶領學生去Camping 和做義工,在當時也是很先進的。

記者:在學校服務的歲月裡,有什麼有趣或特別的回憶?
何太:1949年七月胡素貞博士邀我加入創校的初期,欠缺經費,我第一個月是做義工的。當時我住堅道,可以步行返鐵崗上班,也沒什麼計較。至八月開始招考新生,每人收幾元報名費,我想,這回可有薪水領了。豈料有一位投考失敗者,說我們收了他的報名費,要告我們。校董會開會後,決定成功取錄的學生,報名費可在學費裡扣除,落第的可憑收據領回。據我記憶所及,回來領取的人不多,可能因為考不到,一怒之下,把那張我們自製的小小字條丟掉了。至於那位告我們的學生,卻是少有的一個來取的。

記者:我們一致公認您的記憶力好,您的腦袋好像載滿我們的面孔和名字,隨時一見便叫得出來,這是怎樣訓練而成的?可以教我們嗎?
何太:感謝上帝,我的記憶力及認人本能特別強,是天賜的。不是人人都可有。我年輕時記性尤其好,一個星期的膳食我能夠全部記得出來;別人哼一兩句聖詩,我已知道第幾首那一頁。現在年紀大,不行了。有一次在一個婚宴上,遇上一位二十多年沒見的同學,她問我記不記得她,我說:「記得,妳是黃碩文,妳的先生姓鄭。」把她嚇了一跳。記憶力是與生俱來的,相信與健康也有關係吧,多些與年輕的朋友來往接觸也有幫助的。

記者:我在聖馬可雖然只讀了三年,但總覺廖老師您好像無處不在,隨時隨地都見到您;買簿找您,到合作社吃午膳也找您,您凡事都安排妥當,如果沒有您,事情也許沒有那麼有組織了。
何太:未必。我只是學校的職員,打雜吧了。我也想趁此鄭重澄清,我不是教師,不配也不敢當被稱為老師的。我只是本著做人的宗旨,盡力去做我份內的事而已。我覺得能夠幫助人,自己也有喜樂。你想人怎樣待你,你就怎樣待人,不論上下高低,只要以友愛、真情、真心對人,便會贏得友誼和尊重。

記者:您何時移民加拿大?
何太:我1962年離開聖馬可後,休息了二三年,1965年曾到赤柱聖士提反中學寫字樓工作,1966年我的大女兒一個人成功移民加拿大,後來申請我們全家獲批,1968年舉家離開香港,定居多倫多。大女兒婚後居美國。

記者:您來加後,還有繼續工作嗎?
何太:我1969年到 Wellsley Hospital 的 Caferteua 做工,服務了十四年,後因腳部生骨刺需要動手術才正式退休。退休後我仍有做義工,逢星期六去孟嘗長期護理院探訪老人家,至六年前何先生有事才停止。

記者:聽說您還在此組織教會呢。
何太:對。我經常和一班好朋友在家裡聚會,結果在1971年成立多倫多華人聖公會團契,現已發展到有了四間禮拜堂了。初時在我家,也曾借 Bloor Street 聖保羅堂的 Chapel 聚會,月租二十元。當時人手缺乏,經濟拮据,何先生也要講書。座位不夠要到 Avenue Road二號的 Church of The Redeemer 做崇拜,團契正式成為教堂,定名為聖約翰堂,後來我們搬去 Gerrard St. 的聖馬太堂。不久的將來,會搬到 Scarbrough 的 Victoria Park 夾 McNicoll 附近自建新堂址了。

記者:您被譽為聖馬可校友會之母,請問您是如何突然發起組織校友會的?
何太:我1968年來多倫多時是租屋住的,簽了三年合約,在 Young & Elington ,那時 Elington 還是 Subway 的尾站。1971年我們僥倖有機會在 North York 買了一間全新的獨立屋,總算有了自己的地方。當時已有一部份校友居住在多倫多,如黃展宇等。我們見面時,言談間就商量不如成立一個校友會,以便可以定期多些聯絡吧。水到渠成,集會便在我家開始。有一個時期也曾在黃英權處。我們那時只是輪流到幾個校友家,坐在一起談談笑笑,吃吃飯, barbecue 等,什麼也是家庭式的。那時酒家食肆不多,我們也不習慣到外面聚餐。後來我也曾到溫哥華及卡加里協助組織當地校友會。

記者:安省校友會剛慶祝過成立三十周年,即其正式始創於1973年,請問當時有多少校友?
何太:大約二三十人。

記者:說起來,我們現今只得五十多人,豈不是沒大進步?那時沒有電郵、報紙電視廣告也不普遍,您怎樣知道校友的存在,及如何聯絡他們?
何太:我們只靠電話聯絡,人傳口訊,同學間互相知會。那時我們還有幾位老師支持,如張煥華,林藻坤,畢水源等,Mr. Whitney 都曾參加。李雪鴻老師也來過短時期,可惜不久便因病過世了。

記者:我知道校友會有一個時期十分興旺,如1989年母校四十周年校慶,當時潘校長仍健在,參加的人很踴躍,非常熱鬧,是否都是您一人召集的?
何太:不是。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。一個人是做不來的,難得的是大家都很合作,一呼百應。籌備期間,周述忠,黃展宇,佘美萍等,熱心借地方出來開會。有一次,魏瑞玄還用手籃挽著她的女兒來出席呢。

其實1999年五十周年校慶的慶祝活動也辦得空前成功,這則要多謝伍宏毅及其他各位校友會委員的傾力付出了。因著他(她)們的貢獻,使各地闊別多年,甚至幾十年沒有見面的師友,能夠有機會濟濟一堂,開開心心的再聚在一起。同時我覺得我們還要感恩,多謝天父,賜給我們每個人有愛心、健康、精神和經濟能力來參加那彌足珍貴的聚會。

記者:何太,聽說您不但精於召集同學,您有一個時期還很熱心接待同學到府上住宿呢。
何太:是啊。麥志華是其中之一。他一到多倫多便找我,他在 Waterloo University 讀大學四年,都是住在我家的。我們親如一家人,我參加他的畢業禮,更是他領洗的保證人。現在我們還有聯絡的。

記者:隨著歲月的流逝,聖馬可的校友已有第二代,好些校友都年紀已長,從前有您的凝聚力,給我們這班仔仔女女不斷的支持。我覺得我們現在召集年青的一代很有困難,有什麼方法把年輕的羊兒喚回來?
何太:我認為身為聖馬可的學生,應該自發性的參加校友會,保持緊密的聯繫,把友誼繼續下去。需知校友會的友情,如同兄弟姊妹,彼此關懷愛護,分享苦樂。有需要幫助的,不防把困難說出來,讓彼此有空間發揮互助互愛的力量。

記者:您對聖馬可北美州校友會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,有什麼寄語和盼望?
何太:我覺得校友會的存在和發展是很有意義的,它能使同學們在離開學校之後,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體,與有共同回憶的人,在感情及生活上,互相交流,那份親切,難能可貴,非金錢可以買到。

我希望大家本著學校的宗旨,樂於助人的精神,為自己的前途發展。請謹記校友會對每個人都很有意義,很珍貴,千萬別與它失去聯絡。如果各位都有這個意念,我深信海外聖馬可校友會的將來一定更美好,友愛長存,直至永遠。

記者:多謝您接受這個訪問,這只是第一個,將來還有許多事情需要請教您。我們安省的校友,可以見證您在校務及校友會的工作上,傾心盡力,建樹良多,並常常以身作則,給我們一個好的榜樣。您是我們的寶藏,聖馬可學生以您為榮。
何太:不敢當,受之有愧。聖馬可中學是一間優秀的學校,培養出無數精良的學生貢獻社會;我有機會為其師生服務,及從而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,做我有興趣的事,是我的幸運和福氣。